新近发布的《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2024)》指出,2024年,中国土地财政风险城市增加,城市运营路径转换遇挑战;金融活水如何正确浇灌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成为关键...
新近发布的《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2024)》指出,2024年,中国土地财政风险城市增加,城市运营路径转换遇挑战;金融活水如何正确浇灌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成为关键;资产盘活成效不依赖城市规模,不同底色城市各擅胜场; 智慧治理与数字化转型加速,城市充分拥抱数字化。
连续两年发布以来,《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已成为动态评估各地政府推动城市运营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工具。
深圳市蕾奥规划设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深圳市政协常委王富海介绍说,在2023年度报告的基础上,2024年度《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从稳定收入、优化要素、盘活资产、服务民生、智慧治理这五个关键领域切入,综合考虑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级别,将296个地级以上城市分为Ⅰ+级至Ⅵ级,进一步展开城市分级研究,动态跟踪城市运营的全景进展。
《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对评估框架进行了更新优化,新增了一级指标“智慧治理”,着重关注数字政府、品牌营造和营商环境对城市运营的影响,由此构成了稳定收入、优化要素、盘活资产、服务民生、智慧治理五大一级指标共同评估城市运营效能。
对比2023年度报告,原有四大一级维度的评估指标也进行了调整,使得各项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更加紧密。比如,“优化要素”下新增了二级指标数字要素;“盘活资产”中添加了生态资产的二级指标。
“城市发展的核心动能,要从过去的生产力转向新质生产力。通过运营可以提升城市全要素的生产率,以达到城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径。”王富海说。
在城市高速建设期,土地财政曾是许多城市发展的重要支撑。但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土地财政不再是“万能灵药”。若城市的土地财政风险较大,债务风险、公共服务不均等种种弊端和危机均可能浮出水面,阻滞城市进一步健康发展。
土地财政稳定性是《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中,一级指标“稳定收入”项下的重要分析维度。当城市遭遇土地供应缩减、成交率下滑以及单价降低等状况,则认为城市面临一定的土地财政风险。
通过评估2020年至2023年296个地级以上城市土地供应量、土地成交率、土地单价变化趋势发现,98个城市显示出土地市场风险。
其中枣庄、巴中、眉山、丽水、湖州、连云港、遂宁、内江、德州、毕节、德阳、遵义等12个城市在土地成交率持续降低的同时,土地财政依赖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土地财政风险凸显。
城市综合运营能力更强的Ⅰ+级和Ⅰ级城市中,亦有包括苏州、武汉、杭州、佛山、郑州、合肥、福州、西安、扬州等在内的城市土地财政风险明显偏高。此外,多个中西部省份,如河南、湖北、四川等地风险城市的数量攀升。
城市发展进入运营时代,土地财政逻辑必须向土地和其他要素资源运营转型。为实现城市综合效益与公共服务的最大化,如何避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强化税收的可持续性,增强债务融资的管控能力,是每座城市都需要思考的命题。
在《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的指标体系中,金融要素作为“优化要素”项下的二级指标,主要通过存贷款余额和存贷比这两个关键指标,衡量城市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与配置能力。
其中,存贷比揭示出银行贷款与存款的资金运用效率。高存贷比曾经为城市产业发展提供资金,却也催生出城市过度投资、流动性风险提升等消极影响。
存贷比超过100%的Ⅰ级和Ⅱ级城市有天津、武汉、宁波、昆明、南昌、福州、郑州、长沙和青岛。从全国范围看,存贷比超过100%的城市中,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或省会占比73%,46%的城市分布在西部地区。
城市进入运营阶段,在吸引金融资源的同时,如何优化资金循环,精准引导资金流向科技创新和绿色产业等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关键领域,影响着各类要素优化的方向。
盘活资产是《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中的第三项一级指标,主要考察城市如何有效利用土地资产、固定资产和生态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盘活资产得分较高的城市大多为Ⅱ级城市,其中重庆和合肥因其创新型资产运营模式得分超越了一众等级更高的城市。 不同规模和层级的城市在资源利用方面各有特色,只要善用自身优势,创新运营模式,就能释放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通过整合土地和文旅资源,重庆在城市更新上探索出了诸多创新运营模式;合肥则通过科创主题,激活固定资产的价值再造。Ⅵ级城市中,山南、林芝等低层级城市通过挖掘生态资源的潜力,亦是盘活资产上优质的单项样本。 盘活资产不仅反映了城市在土地、固定资产和生态资产方面的有效利用,还揭示了城市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平衡。随着城市运营模式的不断转型,如何盘活资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成为推动城市获得后发优势的关键。
在智慧治理领域,数字政府已成为重要的评估维度。作为《中国城市运营指数报告》中新增的“智慧治理”维度下的二级指标,数字政府的评价涵盖城市的数据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数字服务能力和数字治理能力三个方面。
数字政府能力提升与城市所处发展阶段具有强相关性。如何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资源流通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城市企足而待。“数字经济发展良好的城市往往成为新一代的明星城市。”王富海说。
城市综合运营能力更强的Ⅰ+级和Ⅰ级城市普遍在数字政务、信息化建设等方面有较强的表现。而贵阳、潍坊、呼和浩特、绵阳等Ⅲ级和Ⅳ级城市也因各自的特色投入,在数字政府指数中同样有可圈可点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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